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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府利用社会物质集合的行动流程使算法的执行性可见时，基于特定主体性的治理技术与算法控制相关联，形成面向全社会的算法治理。

作者简介：韩大元，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所所长。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8条第2款，凡列于基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

而在立法宗旨、权利限制与实施效果上，《国歌条例》和《国旗及国徽条例》并无二致。当前，香港社会面临各种挑战，其中回归法治，坚守一国两制原则，以法治凝聚社会共识是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国歌法》第3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对于这类明显不尊重甚至侮辱国歌的行为，极有必要立法予以惩处，保护国歌尊严。以尊重、保护和推广国歌为目的的《国歌法》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有利于增强特区居民对国家的认知和情感，树立国家观念，推动国家共同体的凝聚力。

文章来源：《紫荆》2020年5月26日版。香港居民是否违反《国歌条例》，所有法律争议最后均由香港法院依法独立作出公正裁判。(18)在纠察方法上也逐步形成了德法兼用的思想。

这一过程，注重实践经验，广泛吸取专家学者和公众意见，增加了立法的科学性。李悝提出了五察法，商鞅还指出，官吏之治，应以人主释法别其势，难其道。新时代监察制度，对地方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监察权限、问责事项、监察程序等都有了明确规定，有助于实现其自我监督。新时代监察思想积极借鉴了古代纠察百官的思想，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监察工作的相关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秉持依法治国，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旨在保障人民基本权益，这就在思想层面，极力克服了造成古代监察制度效能低下的深层诱因。

并要求各地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涉监察工作。武帝时颁布《刺史六条》，以地方长官为监察对象，防止其与地方豪强勾结，是第一部地方性监察法规。

如隋炀帝对动乱百姓，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隋书·炀帝纪》)。商鞅提出：吏虽众，事同体一也。可见，中国古代监察体制中央与地方并举，形成了涵盖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等机构的监察网络。另一方面，监察机关办理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监察机关、执法部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25)。

(16)《〈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第59页。国家监察工作严格遵照宪法和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深刻阐释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根本目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16)，深刻回答了监察体制为什么改、为谁改、怎么改(17)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新时代监察制度改革的理论武器。探讨新时代监察制度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借鉴和创新，不仅可以研究我国反腐倡廉的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①，还可以进一步凸显新时代监察制度的历史性、科学性、系统性。

详细规定了监察人员的回避事项。因而，台鉴官员的权力行使受控于皇帝。

其二，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其二，增强立法合理性。

不循法律，以私党自认⑦挟私背公、慢职玩令⑧之弊，由秦汉直至明清，都不同程度存在。最后，合理设定地方监察委员会职能。然而，这种相互抑制的体系架构在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在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实现权力监督与制约的初衷，还会导致机构重叠、职权交叉、人员臃肿。在中央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最高监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检查机关并列。这些确保了地方监察权与行政权、司法权、审判权的相对分离，也确保了监察机关职能设置上的科学化。台鉴官员不仅有典正法度、起草诏令、朝议政事、纠劾百官、都察军务等职权，还拥有内掌图籍、外督刺史、执法殿中、纠察京畿等职权，涵盖行政、司法、军事等诸方面。

第二，增强监察体系合力。唐设监察御史和十道按察使。

探讨新时代监察制度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效能提升的原因及途径，不仅可以梳理监察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经验，古为今用，也可以探讨古代监察制度效能低下的原委。坚持党对《监察法》制定和实施中的领导地位，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统一，不仅可以使《监察法》的制定和实施及时将党的意志和主张上升为法律，更好反映人民诉求、维护人民利益、服务国家需要，还可以充分汲取十八大以来党从严治党、反腐倡廉的实践经验，使立法更加科学合理。

这在不同层面影响着监察法律的实施、进而影响着监察作用的发挥。两汉时期，监察权与行政权集于郡县长官，督邮升迁废黜皆受制于郡守，难以进行监察。

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新时代监察制度对古代监察制度去粗取精、扬长避短，成为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制度保障。及至隋唐时期，中书省负责拟诏令、门下省职掌封驳、尚书省负责落实的三省六部制更加成熟。一是加强监督机构的监督。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这一思想也是新时代监察制度的基本指导思想，力求以规范化确保监察工作的高效、权威、可行。

(《商君书·禁使》)这一思想把握住了都察百官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不断发展的思想前提。⑥参见《国朝典汇》卷3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34-3187页。

⑧《宋会要辑稿·刑法》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2页。因而，更好的认识和把握新时代监察制度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联系与区别，扬长避短，革故鼎新，对做好新时代监察工作有重要意义。

夫事同体一者，相监不可。监察、言谏、封驳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分工明确、职能互补、互为约束。

(《汉书·毋将隆传》)两晋时期，门阀政治盛行，李熹纠举县令刘友、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晋武帝赞李熹邦之司直，惩戒刘友，但为山涛、司马睦解脱到友为之缪惑朝士。(23)《续资治通鉴长编》第9册卷213，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169页。其三，注重保护监察对象权利。(三)合理汲取异体监督理论，提升监察制度协调性 异体监督是中国古代监察思想的重大创新。

这一思想是支配古代监察制度的核心思想，也是封建专制下监察制度发挥一定积极作用的重要成因。宪法对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24)的规定，既体现了行政权与监察权异体监督的制度性安排，也通过监察权、司法权、检察权的分工，增强了监督力量之间的相互监督与制约。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根本目的是巩固王权、维护封建统治，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监察立法的民主性、科学性和人道性的提升，一方面增加了法律本身的合理性，使监察制度的规范性、系统性和权威性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增强了法律的社会认可度，使法律的实施被视为维护国家、社会，进而维护公众自身的权益，法律因为公众的支持而更深入地得以贯彻。

(13)《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5页。首先，增强地方监察机关的独立性。